你的身边为什么没有那么多AED？

本轮上海疫情，新冠患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300例，最年轻的仅为33岁。
该死者生前按规定接种过新冠疫苗，且没有基础疾病，官方宣告直接死亡原因是：心源性猝死。据2019年统计数据，我国每年的心源性猝死案例约为55万例，平均每天有超1500人因此丧命，每分钟有1人猝死。
据调查，80%的心源性猝死因室颤而发生，复苏成功率不足1%，4~6分钟抢救不力，人就会死亡。
“面对院外室颤，最有效的抢救方法就是AED电击除颤。”已做急救知识普及工作40多年的北京急救中心资深急救专家贾大成对健识局表示。
但在中国，AED却是一个难以说清的话题。它背后纠缠着巨额资金、管理模式、社会伦理，已经远远超出一款医疗器械产品的范畴。
社会急需，谁来出钱？
不少城市的地铁站里，有一样最贵的“陈列品”，那就是AED：自动体外除颤仪。
这是一种“傻瓜式”急救机器，将两片电极片贴到心脏骤停者身上，AED便会自动分析患者心律，自动除颤，有效施救。
2021年6月，欧洲杯丹麦对阵芬兰的比赛中，全世界球迷都通过电视转播看到：丹麦中场核心埃里克森无缘无故倒在地上。丹麦队队长第一时间用AED为埃里克森进行了心肺复苏，救下了一员名将。
 
不管是身体素质优秀的顶级足球运动员，还是普通人，谁都不知道何时会发生室颤。AED就成为危机时刻下的“救命神器”。
不过，并不是人人都这样认为。
蓝帆医疗AED市场相关负责人赵桐表示：AED在中国的推广并不快。国内最早从2006年开始进行AED的配置，历经了从意识普及、公众事件推动，再到政策导向的漫长十几年。
“目前全国装机完成量依然不足10万台。”
10万台看似不少，但放到14亿人口中，就显得捉襟见肘。据行业数据，美国每10万人拥有317台AED、日本每10万人则拥有555台AED。中国每10万人共享AED数量不足2台。
要让一台AED真正发挥作用，至少要迈过三重门槛。目前，中国还没有迈出第一步，：AED普及。
目前，市场上的AED约为每台2万元，要能在抢救的黄金时间内使用，一般要求第一目击者能在三四分钟内拿到AED并赶到患者身边。
这就需要AED的分布尽量要离人近，主要是在公共场所密集摆放。这就带来最大的问题：谁掏钱？
按照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，以及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-2030）》的要求，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经费是要纳入政府预算的，AED属于“健康促进”的内容，自然应当由财政支付。
但实际上，很少有地方政府用财政资金为公众购买AED。
2021年年底，山东淄博市完成招标，分两批在全市公共场所投放2000台AED。这起招标的承办主体是当地红十字会，出资方是地方财政。
淄博市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何家本对健识局介绍：我们之前通过自己募资先装了22台AED，反响特别好，民众支持，领导也比较看好。所以AED的布设被列入了市人大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，才获得了2000台AED的投放任务。
2021年淄博市财政收入368.98亿元，不足青岛的三分之一，在山东排名第六。但在AED布设数量上，淄博在全国算得上名列前茅。
何家本认为：“城市因发展快慢，有一线二线的区别；但生命不应该有一线二线的区别。”
但这样的地方案例，是少数派。
白送都没人要
意外的是，地方财政不愿掏钱，并不是AED生产商最头痛的事情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告诉健识局，2000年前后，他曾帮广东某企业联系一个大城市的地铁公司，想捐一千台AED。但地铁方的答复是太麻烦，不考虑，后来这事就黄了。
白送的AED都没人要，这才是行业最大的尴尬。
急救专家贾大成也一直在屡败屡劝。最近10年来，几乎每一年都有乘客在北京地铁猝死的新闻出现，贾大成多次呼吁地铁要配备AED，“地铁方拒绝社会无偿捐赠的AED，实际上是让地铁里所有需要急救的乘客承担后果。”
地铁这样的公共服务运营商拒绝免费的AED，最大的原因是责任主体不明确。这是AED普及难的第二个原因。
AED设备本身需要定期维护，保证在紧急状况下立刻能使用，这给地铁等机构带来无形的压力。万一配置了AED，却因为疏于维护而导致抢救失败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“不理解、嫌麻烦、怕担责”，这是各地对待AED的常态。
即使有了免费AED，要让它能正常发挥作用，竟比花钱还要难。
2021年，青海省在当地红十字会的推动下，以政府招标的方式首次采购了25台AED。这是青海省第一次配置AED，钱来自红十字会募集的善款。
青海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史海勇对健识局表示“我们的资金很有限。计划是在十四五期间完成100台的投放任务，但手里的钱一年只够买25台。平时还有救灾任务、大病救助、助学等等事项要花钱。”
买完之后，人员培训等工作都是红十字会的活，没有其他部门来帮忙。
各部门对AED配置事项并非毫无感知。青海省招采处工作人员在谈及这件事时感到委屈：“AED的布设不在我们考虑范围内，主要是这个工作没有政策依据。我们是按照政府赋予的职责来做事情的。”
就此，健识局联系了青海省卫健委、青海省医保局等部门，没人能确切回答当地城市急救体系的由哪一方来负责，对于AED的布局更是无法细谈。
“我们还是会继续采购AED。” 史海勇能确定的只有这一点。
谁布置谁负责，谁会愿意？
大城市职场压力大，猝死风险发生概率高，AED的普及相对容易一些。
2017年，深圳逐渐开始在人流密集的区域配备AED，至今总配备量超过了14000台。这些AED中一半由市急救中心采购，另一些则来自于企业捐赠等形式。深圳计划未来10年内达到每10万人配置300台AED的目标，这已经接近美国当前水平。
国内知名AED供应商迈瑞医疗总部就在深圳。社科院特约研究员贺滨认为：深圳毗邻香港，河对岸的急救观念也影响着深圳的公共设施布局。
2019年，北京地铁大部分还没有配上AED时，清华大学校园内就安装了1979级校友徐航赠送的341台AED，徐航是迈瑞医疗的创始人。
清华大学校内现有教职工和学生共计73000余人，也就是说，在清华校园内这片区域，每10万人配置了465台AED，这已经大大超过美国当前水平。
注：以上数据依部分购买地区公示计算，国内多地暂无布设动向
急救专家贾大成认为：在地域分布上，华中、华南、华东等发达地区的AED布设相对较多，西北、东北就比较少了。“和上海深圳等地方相比，北京也落后不少。”
并不是大城市的人更金贵，而是在发达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较高，对于急救知识的掌握、互救意识的培养，都比欠发达地区要好一些。AED并不是装完就算完了，除了要保证覆盖率外，还要保证民众会使用。
在实际急救过程中，心肺复苏和AED缺一不可，急救培训必不可少。
贾大成认为，急救最重要的是能判断紧急状况。实际上大多数人只要看一遍AED的操作方式就会用了。当发现有人心脏骤停，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，并请旁人就近取来AED，“关键时刻的反应、选择很重要。”
光是了解知识，大多数人临场还是会慌乱。要让AED真正发挥作用，最好是实操训练过。心脏骤停可能随时随地发生，急救相关的培训需要面向所有人，需要持续培训。这无疑需要有机构来负责。
AED推广的第三个难题正在于此：谁来负责培训？
目前，承担培训工作的主要还是各地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，或者是捐赠企业本身。这一局面无法长期维持。没有官方的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参与的话，一旦急救失败，可能会面临担责的结果。所以第三方机构参与AED急救培训的热情也无法提高。
蓝帆医疗的赵桐表示，总体而言，国内对急救的认知在不断深化。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，国家加快推进了部分地区的城市应急救护体系的建立；尤其是2017年，“好人法”更新，明确见义勇为一律不担责，从法律层面免除了民众对急救的后顾之忧。
多样化模式解决布设难题
三重难关当前，关关难过。所以，虽然单价高、需求广、政策推动力度大、生产难度低，却并没有多少企业生产AED。国内较知名的有迈瑞医疗、久心医疗、维伟思医疗等，竞争并不激烈。
相关领域的投资劲头也稍显不足。天峰资本投资总监汤浩对健识局表示，他们看过不少AED相关的项目，但最终都没投。主要原因就是现状下国内AED的市场增长动力不足，商业化不好预测，难以估值。
这恐怕是中国医药行业的一大奇观。
要迈过布设成本、维护费用、广泛培训这三道门槛，必须要让各方参与者都获益，利用经济杠杆来解决社会公共服务的问题。
淄博红十字会采购AED，采取的是向企业“租赁”产品和服务的方式。租赁获得AED的使用权后，后续运维保障也交给生产企业，这就给了企业参与维护AED维护的动力，对出资方来说一次性投入的资金也不会太大。何家本估算，“与正常购买相比，大约可以节省50%费用。”
另外，政府主管部门让出一部分权益来，也能调动企业布设AED的积极性。蓝帆医疗的赵桐表示：“一些企业会把AED加进到自动售卖机、健康一体机中，帮助减少政府的财政压力，达到多赢的局面。”
自动售卖机在公共场所的铺设是要经过审批的。AED和自动售卖机结合，实际上带动了AED的布设，售卖机的收入也可以支付AED的购买和维护费用，企业有动力去参与。
“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很重要。智慧急救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，建立起来后，可以形成固定AED、移动AED、无人机AED的急救网络，真正实现对城市的急救保障。”赵桐表示。
对此，业内多位人士均持同一意见。
“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呼吁：单位的公车、出租车、警车、消防车，甚至私家车都应尽快装上AED。让AED流动起来，当有人需要急救时，通过统一的管理平台找到最近的AED，就能最快对患者实施急救。”贾大成表示。
猝死不是个体性事件，而是整个社会共担的风险。人人学会急救，处处安装AED，社会整体才会倍感安全，业界也期待立法能快速跟进。
社科院的贺滨认为：“我国台湾地区已立法保障公共场合AED的配置。我们如果也能出台具体文件保障AED的布设，急救体系的建成能加快不少。”